AG真人官网平台“中国式公共空间”的五大困境“公共空间”是城市研究与建成环境设计中持久的热门话题，但其中来自西方的理论与实践仍占主导，即便是分析中国、亚洲、乃至更广义的全球南方（Global South）的公共空间时，大家似乎仍习惯套用西方语法。《城市中国》以“中国式公共空间”为主题，将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推出系列文章，试图扭转西方中心视角，而以中国特色的现象和实践出发，切入当代中国语境下公共空间的过去、现在、未来。

　　本文为该系列总起，经过广泛观察、研究、讨论，总结出“中国式公共空间”的五大误区，以期引发更多思考。其后，系列将从不同维度来理解公共空间，呈现并探讨其之于公共卫生、社会交往、休闲生活、公共表达等不同面向的意义。

　　我国城市规划与设计规范中虽早已纳入公共绿地空间相关指标，但实际上大家的实际感受似乎永远觉得不够多。究其原因，很重要的是实操层面上往往以完成这些机械指标为导向，片面追求“绿地率”等，而对绿地空间的真实使用逻辑欠考虑AG真人。常见的错误做法包括：布置点状绿地公园为主，而彼此之间未形成廊道网络；公园、广场被极宽的马路环绕，看似用地合理，但本身可达性欠佳，尤其对于更需要绿地空间的老人和小孩而言更是如此。

　　2018年以来推行的“十五分钟生活圈”《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也许是一个好的开始，各项指标以居民适宜的步行时间内满足其生活服务需求为准。2022年8月，住建部亦印发推动“口袋公园”建设通知，推进2022年全国建设不少于1000个城市“口袋公园”。

　　在此基础上，《城市中国》建议，是否有可能在城市规划体系中，单独增加一个公共空间设计专题，并且作为与城市设计同等重要的专项规划设计。未来的城市，应当更广泛推行社区口袋公园等灵活、小尺度、高密度的设计，推介经过广泛调研、考虑实际需求的可借鉴案例，拒绝无效的、纸面上的公共绿地。

　　2018年推行的《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GB50180-2018）中按生活圈居住区规定的公共绿地控制指标。尽管这一做法意图很好，但是其中的“最低宽度”就像一个紧箍咒，限制了一些创新做法。例如，按照这个指标，韩国首尔的清溪川根本就不符合15分钟生活圈的宽度要求，但这一案例作为首尔最著名的公共空间之一，显然也不应当属于10分钟、5分钟生活圈。（图片来源：住建部；Wikipedia）

　　某被评为“园林小区”的小区景观，看似两旁绿化郁郁葱葱，仔细一看完全令人无法踏足，反而挤占了本就狭窄的人行道空间。（摄影：周艺娴）

　　以往的规划设计中，对“公共空间”的定义导致精心营造的公共空间往往是视觉导向的，大量绿地指标实际上是低可达性、社会功能缺失的观赏性城市绿地，例如道路两侧、中央的缓冲带，被精心培育及维护，但只能远观而无法靠近。宏伟空旷、绿植稀少、高楼环绕的广场等亦比比皆是，片面强调图案化、形式化，缺乏与周围城市功能的有机融合，难以承担复合的城市活动。

　　上海某公园偌大的“景观草坪”上空无一人，熙熙攘攘的人流只能挤在狭窄的人行道上，而无法真正享受“用来看的”绿地。（摄影：周艺娴）

　　另一方面，对于公共空间的“过度管理”也屡见不鲜。休闲活动方面，公园入口往往有告示牌列出一系列“禁止”，规训人们的自由活动，而绿地草坪上也往往立一牌子“观赏草坪，禁止入内”。正如建筑史学家Spiro Kostof的评论，“公共场所再也没有比这更简洁的墓志铭了”。社会交往层面，街道上自发形成的商业活动如地摊等也常常被严格管理和排斥，结果常常是扼制了雅各布斯所说的、小型经济活动可促成的社区凝聚点的作用。

　　大型公园、绿地时常竖立着绘满“禁止”标识的指示牌，除了共享单车和助动车禁行外，野餐、放风筝、遛狗、广场舞等常见的给公共空间带来生机的市民活动也被一律禁止。沿河岸设计的宽敞平台似乎仅被当做一个过境通道，而不是为了欢迎市民在此逗留、开展多种休闲活动并获取相遇和互动机会的社会空间。（图源：城市中国）

　　究其本质，许多公共空间的存在主要是为了彰显城市形象，而非优先满足市民日常需求。市民的诉求其实很简单，空地+植物+凉亭+座椅+公厕，就足以编织出无数可能。这也可以解释为何肯德基、星巴克等第三空间甚至能承担“公共空间”的角色。

　　建筑师、学者缪朴在《亚太城市的公共空间》中提到，亚洲城市相对于欧美城市的突出特点——如高密度、高强度使用的空间、气候差异等，使得它们在发展自己的公共空间时须走出自己的独特道路。但在中国有关公共空间的研究和讨论中，依然“言必称”雅各布斯、哈贝马斯、桑内特等西方理论先驱，往往忽视其分析是基于西方文化传统及城市历史，生搬硬套会有水土不服的风险AG真人。

　　城市空间的历史渊源十分重要。例如，《共有性：行为的生产》中提出，市政厅前的广场在西方城市传统中是市民聚集的地方，其中有中心教堂、集市商铺，也是市民参政议政之处，同属一个共同体的人集结于此，正因为有这样的城市和关联，广场作为公共空间才得以成立。但对于中国，寺庙或许是古代最具有公共性的场所，在此举办庙会等活动，门前空地也能容纳社交活动。寺庙的广场有公共性、有历史，而中国城市中新建的行政中心前那些从天而降、空无一人的广场，没有历史，也自然难以产生公共性。

　　对比之下，如今也许“街道”才更接近东方传统上人群聚集的场所、公共空间的潜在属地。例如，在城镇被严格管控的古代，公共生活往往在街道两旁的庙会、茶馆、市场、剧院等地萌芽。而现如今，关于中国公共空间的研究和讨论，仍聚焦于室外“显性”的公共空间，如公园、广场；却对街道上“隐性”的公共空间，如商业区AG真人、咖啡馆、书店等，着墨寥寥。实际上，对于高密度的中国城市，后者潜力颇大，并有其天然的复合人群与功能。

　　设计师自诩更懂专业，热衷自上而下的规划设计，兜售受规训的生活方式，在骨子里拒绝自下而上的“野生”公共空间

　　如今，关心公共空间的声音、有抱负的设计师并不少，但很多时候“弄巧成拙”。缺乏对人群实际使用行为的细致观察调研所产生的设计，往往流于“一厢情愿”。反之，人们也往往擅长在原本充满规训意味的空间中迂回占领、使用，产生大量非正规（informal）使用的巧思。看似突破规则、偏离设计初衷的行为和现象，或许可以带来空间营造的灵感。

　　上海某小巷的“街角运动公园”，晴天里被许多坐着刷手机、晒太阳的人们占领，非机动车几乎堵住入口。当前中国式的新型公共空间设计，究竟如何面对这种真实、直白的使用诉求？以及对这种民间的使用习惯是认同、因应，还是抵抗、驳斥，以及再引导？无论何为，中国的设计师绝不应一味哀叹人心不古，也不应崇洋照搬，直面与创新至少是一种合适的态度。（摄影：周艺娴）

　　对于设计者和管理者，更重要的也许是在充分了解人的环境行为的基础上，提供更为开放、包容、多义的空间和设施，多一些enabling（激活），少一些restrictive（限制）。很多时候，人的空间行为及其背后的生活方式和身份认同无法被“设计”，只能被观察、尊重、包容、引导。或许，“去设计”恰恰是中国式公共空间最应当采取的设计策略。

　　香港的西区公众货物装卸区，昵称“Instagram码头”，是一个由市民自发创造的公共空间，曾获首届“香港公共空间大奖”最高票数，却一直面临潜在转型和“公共性”丧失的威胁。官方指定的公共空间往往经过精心设计，却过度管理或过于商业化，相比之下Instagram码头这一野生公共空间提供的极大自由才是最宝贵的。（摄影：周艺娴）

　　商业空间实际上是城市中颇具潜力的一种公共空间，但很多时候其设置往往被商业利益驱使，而忽略人们对公共空间的实际需求。例如，由于商场设计的目的往往是促进人的流动而非停留，因此座椅稀缺，而对于如今愈发宏伟的商业综合体而言，人们逛累了小憩一番几乎是刚需。商场的“公共性”，往往通过巨型公共艺术装置、亲子游乐设施等来呈现，其本质依然是为了吸引流量和消费。

　　商场的许多设计往往目的是促进流动从而引导更多消费，可供人们稍作小憩的座椅永远都很稀缺。图为某商场里偌大的中庭广告牌边零星几个简陋的座椅，算是差强人意，而更多的情况是顾客走遍几层楼都找不到一个不需消费即可歇脚之处。试问有多少人曾经只是为了“坐一会”，所以“不得已”钻进一家饮品店，并消费一杯价格不菲且原本并不特别必要的饮料？（摄影：周艺娴）

　　而另一方面，近年来涌现的许多纯粹的“公共空间”，例如社区口袋花园、空地等，往往由地区政府或社区组织自发运营，完全为公益性质，“用爱发电”，其建造、运营由公共财政买单，但并不可持续。这也是许多时候我们看到中国式公共空间往往只讲“新建”不讲“运营”的重要原因：建成之初，绿地空间指标满足了，网络上获得一番曝光，但隔段时间拜访往往发现其疏于维护，乃至破败凋零。或许对于公共性质的空间，适当引入小商业，既能带来流量，又能提供后续运营维护的更强动力和条件。

　　我们的城市意识应当完成“从公有到共有”的转变。期待公共部门及商业提供基础服务之余，社群精神也十分必要。“公共性”并非设计者/管理者提供的，而应是所有人参与塑造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