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G真人官网平台观点丨城市居住空间的三种理论分析脉络谢富胜,巩潇然.城市居住空间的三种理论分析脉络[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7(04):27-36.

　　1994年国务院下发《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决定》，中国启动了货币化住房分配制度的改革，城市化发展随之显著加快。2003年以来，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出现房价高涨、安居困难和贫困人口聚集等发达国家曾先后经历过的城市居住空间问题。围绕这些问题，国外学术界形成三种典型的分析脉络:芝加哥学派着眼人类的生物性定居行为以及个人理性对城市居住空间形成和变迁的影响，形成了城市生态社会学和城市经济学两大分支;制度分析学派基于韦伯的方法将冲突概念引入城市居住空间分配的过程，在美、英两国分别发展出区位冲突理论和管理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积累的内在矛盾入手分析了城市居住空间中的诸多问题。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卡斯特的集体消费理论和哈维的时空修复理论是典型代表。

　　伴随着中国城市化的进程，居住空间问题也进入相关学科的分析视野。国内社会学界译介了不少国外城市社会学的相关文献，运用案例法对某些城市居住空间的变迁过程及其问题进行了初步分析;经济学界运用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结合微观数据库和现代计量技术对中国城市空间内一些问题进行了经验研究;人文地理学界译介了国外激进地理学相关文献，运用地理学方法对城市居住空间特征要素分布等问题进行了描述性考察;国内马克思主义学术界介绍了国外空间经济学的相关成果。

　　20世纪上半叶，福特制生产方式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扩展，城市化进程中的人口增长，多种族、多来源的移民群体的同化以及不同群体间的冲突引起普遍的关注。芝加哥学派着眼于城市居住空间的结构问题以及住宅市场中的个体消费者效用最大化选择问题，形成了城市生态社会学和城市经济学两大分支。

　　城市生态社会学将“社区”作为考察单位，着眼于其物质形态和生态过程分别展开经验分析和理论归纳，为城市居住空间研究提供了一种方法、观点和视角，奠定了城市社会学的学科基础。

　　20世纪初，城市生态社会学者将达尔文“适者生存”的进化理论，引入城市分析。帕克指出城市的居住空间形态是生态、经济和文化三个层面因素相互作用的“聚合体”，他在对芝加哥的社会调查中观察到当时的城市社会中“艺术、宗教和……已不再是我们主要关切的事情”，特别强调生态因素的决定地位;他主张引入生态学方法，以新人口群体进入并适应城市系统的过程为对象，观察城市居住空间的形成和变迁，伯吉斯和霍伊特等人也持相同观点。伯吉斯认为城市居住空间变迁是同心圆扩张和羽扇式扩张过程的复合，他以20世纪前叶的芝加哥为雏形构造城市居住空间的“同心圆发展模型”，划分出中心商业地带、过渡地带、工人之家地带、居住地带和持月票者居住地带五个区域。在人口流动特征方面，城市中心工商业务的扩张和新移民的到来使五个地带之间发生着新居民对老居民由内而外的入侵和继替过程;在生态环境特征层面，相应发生着城市空间扩展和城市功能的“集中化疏散”。伯吉斯认为城市居住空间形成和变迁的主要动力来自土地使用者之间的竞争，竞价过程影响各地段土地价值并最终决定土地利用模式。麦肯齐强调竞价机制背后的“个体选择”是决定要素，个体选择导致城市居住组织方式和行为活动在潜移默化间发生改变，进而也使城市空间形态发生变迁。霍伊特认为伯吉斯选取的同心圆增长过程在城市空间演化中只占据次要地位，他建立了城市居住空间的“羽扇型发展模型”，和“同心圆发展模型”互补地揭示城市居住空间的演变。西诺在美国近百个城市中展开经验调查后，发现城市在发展中存在低收入、中等收入和高收入家庭定居于郊区三种情况，认为伯吉斯的同心圆发展模型和霍伊特的羽扇型发展模型都只是可能模式之一，很难就城市居住空间变迁过程形成通则。

　　20世纪50年代后，城市生态社会学分化为正统城市生态社会学和城市文化生态社会学。正统城市生态社会学的代表人物霍利强调“依赖”机制的驱动力量，主张环境、文化和技术创新等内、外因将导致城市居住空间在组成单位的相互依赖和关键功能作用下经过分化和支配，在不断打破和重构均衡封闭状态的过程中扩张和变迁。邓肯将社区定义为POET(人口、组织、环境和技术)生态复合体，提出社区居住空间变化是技术积累加速和环境开发加剧等外在变化引起生态复合体调整以求达成新均衡的结果。而城市文化生态社会学的代表费雷结合对波士顿中心的分析，认为利益、价值观和各项具体功能等文化因素赋予空间的象征意义，将以凝聚、恢复和抵挡的复合作用促使城市居住空间的利用模式发生改变。20世纪70年代后，城市生态社会学趋于衰落，近30年来多是围绕移民、边缘社区和贫民区等人口聚集现象展开城市居住空间的研究。

　　城市经济学主要运用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从个体家庭偏好和住宅需求入手，在分析个体住宅选址等问题的基础上切入城市居住空间研究。

　　城市经济学的萌芽要追溯到斯密的论述，他认为城市兴起离不开秩序、个人自由、部分地方自治和商业制造业的兴起。二战后城市居住空间相关的经验研究大量涌现，典型代表是克拉克根据纽约、伦敦和悉尼等地的状况总结出城市中人口居住密度随着远离中心区域而减小的规律。1964 年阿朗索将杜能的孤立国农业土地利用分析框架应用到城市中，正式建立城市经济学。此后消费者、厂商和市场行为等新古典微观理论和廖什空间分析工具的发展不断推进了城市经济学的居住空间研究AG真人。

　　城市经济学的城市居住空间研究以AMM(阿朗索—米尔斯—穆特) 单中心模型为核心。AMM单中心模型以阿朗索包含土地因子的家庭效用函数为原型，米尔斯和穆特用居住空间消费代替土地因子，使其更适于城市居住空间研究。AMM单中心模型设定在一个没有区位特征的平原城市中，个体家庭住户在预算约束下，以效用最大化为原则在消费面积和通勤成本间权衡选址， 得出城市内居住空间租金、建筑和人口密度都与距就业中心的距离呈负相关的结论。伊文斯主张加入时间维度，即在个体家庭区位选择效用函数中加入“闲暇”因子并设置收入和时间双重预算约束，用通勤成本和居住空间消费量的比例，即对时间和空间的抉择来解释不同城市中居住空间分布形态的差异。

　　城市经济学随后的发展是在单中心模型的基础上做了不同层面和不同方向的拓展和修正，包括理论模型的拓展和经验技术的推进。汉密尔顿在探讨“过度通勤”问题时提出城市内存在多个就业中心、每个家庭有多个就业者和就业个体改变就业地点等可能情况下，家庭选址行为分为两个步骤:首先选择就业地点，然后根据已选就业地的距离选择居住空间区位。汉密尔顿对AMM单中心模型的挑战使城市经济学分化成经典阵营和创新阵营。经典阵营反思就业可达性的重要性，对单中心模型做出诸多更加具体和贴近现实的改进，如朱利亚诺和斯莫尔放宽空间同质性假设，探讨城市居住空间的宜居性特征对于个体家庭选址的影响;布吕克纳考察细分为自然型、历史型和现代化内生型的宜居性特征对不同收入群体选址行为的影响，发现内生型宜居性特征使个体家庭选址产生惯性的经验规律。创新阵营推动了多中心模型的崛起，小川和藤田认为当通勤成本和企业交易成本相对比较小时，城市容易形成多就业中心的居住空间形态;卢卡斯和罗西－汉斯伯格设定个体居民和企业同时竞价选址，通勤成本趋于使居住空间聚集，生产外部性的集中程度趋于使居住空间分散;惠顿认为多就业中心模式不仅降低个体家庭的通勤成本，也能减少拥堵状况，但市场实际形成的城市居住空间组织形式常偏离土地最佳利用模式; 这些研究实际都是以通勤成本和集聚经济强度为主要因素研究互为内生的个体居住选址行为和企业选址行为。

　　20世纪70年代，发达国家呈现经济增长趋势放缓和消费主义倾向加剧的矛盾，芝加哥学派一部分学者从韦伯的相关论述中探求新的理论分析。韦伯认为城市不仅是作为“市场聚落”的经济存在，也是拥有部分自治的范畴，城市的居住空间是一种稀缺资源，城市居住空间分配是多元因果关系的理性化过程。 北美的一些学者与地理学家关注权力、斗争与空间的交互关系，发展出“区位冲突”理论;另一些英国的社会学者与地理学家则更加关注城市管理者在整个住房生产、分配、消费与交换过程以及城市空间演进中的作用，形成了“管理主义”理论。

　　区位冲突理论吸收了韦伯的社会合理性宏观分析框架，着眼于因土地使用、由土地使用以及使土地使用发生的斗争，指出土地使用的改变不是个体家庭在无组织的市场中自由地以效用最大化为目标进行选择的结果，而是拥有不同的目的与不同等的权力和影响的利益群体间冲突的结果，这样就将空间过程与过程联系起来。

　　福尔姆反对芝加哥学派将住宅配给模式看作是同质消费者竞争的均衡结果，主张将住宅分配过程中的行为主体划分成房地产开发商、企业或机构所有者、个体所有者和城市经理人等不同的利益群体，这些利益群体间的不断冲突和议价过程决定居住空间的分配模式，冲突的根源是必需资源的稀缺性。福尔姆的论述隐含着将城市住宅视为短缺资源的观点，扬在此基础上提出区位良好的住宅不仅是一种稀缺的必需资源，也是一种可分配的价值。为了客观地衡量居住区位，威廉姆斯将主流经济学中的“外部性”概念引入冲突视角的学语境中，建立起城市住宅从资源到价值的桥梁，个体居民可以通过占有特定住宅或是享有优良的教育和医疗服务，或是拥有某种和财富威望相关的符号，这些对个体居民的实际收入、生存成本乃至人生机会的潜在影响都属于城市居住空间资源的“附加价值”，即外部性收益。

　　福尔姆在经验研究中发现经济实力越强的利益群体对城市住宅分配的影响力越大。根据米尔斯的“权力精英理论”，社会的基本结构和价值趋向是由精英决定的，在城市住宅配给过程中精英必然会优先选择维护自己利益的决策。这种分配过程建立在一些社会成员压制另一些社会成员的基础上，占有很多权力和权威的精英群体罔顾普通民众的意志取得区位良好的住宅并获取空间正外部性收益， 普通民众不得不服从精英群体的安排，委身于衰败破旧的陋巷甚至是贫民窟之中。“只要这样的特定社会结构安排存在，冲突就一定会产生”，即韦伯著述中的社会分层。经济、和社会三个维度上权力和权威差异分化的阶层造成了隔离等居住空间分配不平等现象，不平等分配反过来又加固阶层分化，权力和权威就是这样在城市住宅分配的过程中维持着相对固定的社会秩序。随着城市居住社区被打上某种种族、职业或收入的烙印，社区间的流动性愈来愈小，弱势群体的居住空间环境不断恶化，底层民众就会质疑城市居住空间安排的合理性并发起冲突。

　　都市—工业社会控制和多元冲突问题加深使社区参与和冲突成为近年来区位冲突理论的讨论热点。西尔弗等人发现社区成员对决策过程的参与程度和强度对内生型冲突的发生频率有重要影响，主张改善社区决策和实施的参与质量，以营造良好的城市居住空间环境。麦卡利斯特在对北爱尔兰的经验研究中发现社区成员的协商和参与可以调解城市居住空间冲突，倡导包含“社区”理念的居住社区规划。比彻通过分析1994—2008年的赋权区域计划在美国宾州费城的实施过程，探讨了社区内部冲突和合作的动力机制，指出成员对政府机构和社区组织的认同度是住宅政策可持续性的决定因素。

　　城市住宅市场中涉及的主体主要包括生产环节的土地所有者和住宅开发商与建筑公司、消费环节的各类金融机构和房东以及交换环节的房屋中介机构。在当时英国官僚体系健全的住宅市场中，政府机构主要是通过土地的使用政策、税收政策以及社会保障制度， 对这些主体的利润最大化决策施加社会与政策约束。

　　雷克斯和摩尔观察到在工业化背景下伯明翰人口向郊区迁移和内城衰败并被大量移民占领的趋势，城市渐渐分化成象征某种身份和地位的次级社区。他们提出在市场机制和官僚体系分配制度的双重影响下，“不同社会群体围绕稀缺住宅资源展开的竞争和冲突”是导致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雷克斯和摩尔借鉴韦伯对“阶级”的定义，从“消费模式对于定义阶级地位的作用”与“由有无房产来区分阶级”出发，将韦伯“以生存机会划分阶级”的多元社会分层理论窄化为“住宅等级决定阶级归属”，划分出7个具有共同居住状况和利益的住宅阶级，后来又调整为11个，声称有多少种获取和使用住宅资源的途径就有多少种住宅阶级。雷克斯与摩尔的住宅阶级，源于获得住宅使用权的难易程度，这种难易程度不仅受到个体家庭的收入、职业和种族的影响，也受到公、私住房部门中的分配规则的影响。不同住房阶级的地位，对于一个人的社会交往、生活方式、个人利益以及在城市中的社会地位，有着重要的决定作用。因为相关政策设计，劳动力市场中地位相当的个体可能被划归为不同的住宅阶级，就产生了作为稀缺资源的公共 及私有住宅分配过程中的冲突。

　　帕尔认为雷克斯和摩尔的研究忽视了住宅市场的动态变化以及不同住宅阶级个体对于住宅有同质偏好假定的不合理性。帕尔提出必须结合大的社会环境来分析城市，他将城市定义为一个“由报酬—分配系统组成的给定构造”，指出住宅配置由于空间的独占性是不可能平等的，而“获取城市设施和资源的性质和类型影响着基本生活机会”，城市住宅配置过程中必然产生大量冲突。帕尔在理论上最大的贡献是使研究视野由需求侧的个体消费者行为转向供给侧的“城市经理人”行为，将城市住宅配置过程概括为三个关键步骤: 稀缺的住宅资源怎样配置， 配置法则由谁决定和怎样选出制定配置法则的城市经理人。帕尔早期特别强调城市经理人行为模式和价值观点对于居住空间分配过程的独立影响力，这虽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城市冲突，但可以缓解配置冲突乃至收入不平等现象。后来他受到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影响，认识到“城市经理人”制定的分配法则不仅是社会目标和个人价值取向的体现，还受制于市场和更高级别的官僚单位，主张在更广阔的社会环境中对城市住宅问题做具体讨论，将研究重点转向国家和资本主义经济等变量。

　　帕尔的观点转变成为管理主义理论的分水岭，早期城市管理主义研究将地方政府官员的行为看作独立的自变量;近期研究虽然仍将“城市经理人”视为关键变量， 但更多是在权力关系、社会和经济结构中分析其影响，比如泽兰尼认为资本主义国家与非资本主义国家、不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差异化的制度设置会影响城市住宅分配规则的效果。桑德斯认为“雷克斯、摩尔和帕尔将人口、资源的空间分布和韦伯传统中的个体行动价值、社会生存机会分配加以整合， 围绕城市经理人对生存机会分配的影响和城市资源分配对新形式阶级冲突发展的作用两个问题”进行论述，为城市住宅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但桑德斯认为雷克斯和摩尔“对城市全体成员具有统一价值评价体系的假定和现实情况不符……对住宅阶级的划分不过是区分了具有类似社会地位的不同群体”;帕尔尽管转变了“早期将城市经理人行为视为独立变量的粗糙且幼稚的处理方法……却始终没有对经理人自主权和裁量权的具体限度做出界定”;桑德斯进一步指出，“住宅阶级冲突并非城市空间研究，而是社会分层理论的研究对象……以住宅阶级冲突为前提的城市研究实际上坍塌成了对社会阶级结构和消费分异问题的阐述”。桑德斯认为住宅的消费模式才是管理主义城市研究的对象，主张以所有权为依据区分出三个城市住宅阶级，即“以住宅为资本的所有者阶级(如房东)、以住宅为消费资料的使用者阶级(如租客)和既享用城市住宅使用价值也可能获取资本收益的阶级(如业主居住者)”。城市住宅消费模式的变迁将“导致社会权利的重新分配”，比如， 英国城市中“住宅由社会化供给向私有供给模式的过渡就加剧了社会分化和少数族群的边缘化程度”。

　　1973年发达国家广泛的滞胀危机背景下，资本和劳动力的双重过剩使得资本的空间转移和空间不平衡发展成为这一时期的城市化主题。着眼社会经济结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成为城市居住空间研究的新热点。马克思对于地租、贫民窟和城市重建等与城市居住空间相关的问题只有一些零星评论，恩格斯在批判扎克斯、蒲鲁东的三篇文章中，以19世纪中叶的曼彻斯特为缩影分析了城市居住空间问题:资本主义工业化和城市化导致了大城市的住房短缺,工人拥有对住宅的所有权不利于工人因工作的变动而迁移,限制了工人反抗工厂主压低工资的力量,降低了劳动力的价值,使工人遭受资本家及房地产资本家的双重剥削。因此,只有废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终结城乡分离才能解决住宅问题。列斐伏尔、卡斯特和哈维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强调城市居住空间的社会性和物质生产对城市居住空间发展的决定作用，将城市居住空间视为特定生产方式中结构因素的具体表达,试图构建资本积累、劳动力再生产、社会关系和城市居住空间发展过程的因果关联。

　　列斐伏尔将辩证唯物主义由时间维度拓展到空间维度，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城市空间的元理论。列斐伏尔认为“(物质)自然空间正在消解”,分析城市化过程虽然仍以空间的物质形态为出发点，但空间的经济—社会结构(即“社会空间”) 才是主体和关键。列斐伏尔进而提出“社会形态按照其承载的生产方式(即社会结构) 生产出适当的空间”，确定社会空间作为社会产品的性质;因此“只有通过对生产过程的分析才能准确地认识空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空间理论的研究对象由空间中的生产逐渐转变为空间的生产”AG真人，将社会空间的生产过程明确为城市问题研究的主要对象。

　　“空间的生产总是依照某种表达来行动，空间的使用则或多或少需要表征性空间的容纳和支持”，按照列斐伏尔的观点，城市空间的具体地点和区位并不重要， 社会空间的本质特征都蕴含在“空间实践”、“空间的表征”和“表征性空间”三个要素之中。具体到资本主义城市中，列斐伏尔认为空间“包含着再生产的社会关系和生产关系”，是重要的生产资料、消费对象、工具和阶级冲突的重要场所，城市空间的矛盾正逐渐成为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主要矛盾的重要方面。列斐伏尔将全球化背景下空间的主要矛盾概括为“与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感知、治理空间的全球尺度和社会过程多样性所导致的空间碎片化的对立”，表现为空间同质性和空间碎片化趋势，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这是由私人产权造成的。

　　列斐伏尔区分了制造生产资料、消费品的资本初次循环和生产包括城市居住空间的建成环境的资本第二次循环，提出“当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可以占领和流转土地所有权……初次循环中轻微的衰落迹象就会加速资本涌入第二次循环……不动产和建成环境生产在资本主义社会进入工业化和金融化阶段后成为占据主导地位的中心产业……因为只有空间(生产)才能虽有限但确实地调度和组织产能”，构建了空间生产理论和资本循环理论之间的联系。

　　卡斯特将城市系统定义为一个“由生产、消费、交换、行政、符号五种要素和诸多亚要素以特定结合方式链接而成的特殊矩阵”，“城市系统的不同要素是严格联系并相互依赖的，每个要素在持续的相互作用中形成一个不可分解的整体”。这样，任何城市问题都不是孤立的，而是蕴含在整体“城市系统的危机和矛盾”中，需要回溯到生产方式中讨论。他的生产方式来自普朗查斯，“是以经济环节为中心，结合、法律和意识形态环节连锁形成的复杂整体”，即可分解为经济、和意识形态三个层面的社会结构。城市问题是“社会结构在劳动力再生产的空间单位中的实体表达”，在社会结构中，“城市劳动力的再生产和社会关系的再生产都是围绕着集体消费过程实现的”，“只有对集体消费过程进行具体分析才能揭示城市问题的本质”。城市居住空间不仅是一种必须借助于信用机制实现价值的特殊商品，也是一种与满足社会需要和垄断资本增殖需求密切相关的重要社会关系，因而是集体消费这种要素中最重要的亚要素。卡斯特选取集体消费过程作为出发点，从社会结构和社会实践两条线索探讨城市居住空间问题。

　　卡斯特分析了城市居住空间危机和隔离等问题。城市居住空间危机包括缺乏舒适的住房和最起码的公共设施、过度拥挤、建筑陈旧和有害身心健康的居住条件等现象，这些是居住空间供给在数量上无法满足劳动力再生产的需要、在质量上不能满足社会关系再生产的矛盾，也是劳动力和生产关系再生产不能适应生产方式再生产的空间表现，对资本主义生产和积累过程起着严重的阻碍作用。城市居住隔离是指处于不同社会分层的成员以正式或非正式的方式聚集，将城市划分出内部高度同质且外部强烈不同的各种等级性区域的居住组织方式。二战后的美国在特大城市聚集效应和郊区化分散效应作用下的城市化进程中，建筑价格、土地价格的差异化和大量新移民涌入致使下层阶级聚集于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和设施不断恶化的内城中。城市居住隔离这一空间形态是“社会产品在个体间的分配、住房在空间中的配置以及这两种分配体系相互作用下的特定效果”，是社会情境和特定位置在城市结构中的融合，也反映了美国大城市中的种族问题和“中心—外围对立”等结构矛盾。居住隔离区域一旦形成，会被打上某种特定意识形态或生活方式的烙印并逐渐固化，使社会成员在城市居住空间中加剧分化，城市居住空间随之成为生产场所之外的重要冲突中心，影响生产过程中的阶级关系， 并进而影响城市社会整体变迁。

　　在城市发展过程中，不仅存在着垄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结构性矛盾，而且集体消费要素中“日益增长的消费过程的集体性和相互依赖性与私有资本利益支配之间”的内在矛盾，都导致危机和隔离等问题频繁出现。“城市体系内危机情况的存在并不一定能够引发规划等干预行为”，但会引发独立于工作场所阶级斗争的、“根源于剥削的社会结构和与意识形态的压迫实践”的激进社会运动。寻求城市居住空间正义的运动因为严重威胁社会秩序的再生产，是城市居住空间冲突的显著的社会表达形式，能够促使社会协调需求和私有资本利益达成暂时性的和局部性的共识，这样就使得城市居住空间生产和分配过程的大规模长期性干预进入过程。然而，从经验研究的结果来看，国家干预只在少数情况下具有有限的改良效果。这是因为国家干预呈现对社会需求的“服务逻辑”和“服从于垄断利润”的“资本逻辑”的内在矛盾，“在发展资本主义结构逻辑的同时遵循着资本主义结构逻辑施加的限制”。比如，公共或半公共住房供给等国家干预手段的选择标准“即使在数量上处于相当低的水平……仍是依照私有市场上进行计算的”。国家干预的内在矛盾根源于表面是资本利益的对立力量，实际是垄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结构性内生要素;国家在制定和实施干预过程中的“权衡考虑衍生自存在于阶级关系层面的权力关系”，不可避免地使城市居住空间问题原本的经济性质化，甚至可能导致居住空间正义性的进一步扭曲。

　　卡斯特认为城市居住空间表征的社会关系不是与阶级关系一一对应的，但“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不平等’不是完全独立于阶级体系之外，因为后者的逻辑决定了消费的组织”。城市居住空间危机和隔离等问题中“将会浮现出在快速衰落的经济体制、武力和控制的复合作用下日益深化的、更加直接的都市剥削模式”，国家干预手段对于对抗垄断资本主义城市最终沦为“荒蛮城市”的宿命无力或根本无力回天;只有“进步力量取得足够的社会和支持并发起对抗城市政策中支配性趋势的大型社会运动”才是唯一出路。

　　哈维基于《资本论》的阅读在资本积累和阶级冲突的双重主题下研究了城市居住空间问题，其出发点是过剩资本的运动。哈维以“时空修复”为契机建立资本循环运动和资本主义危机之间的联系，阐述了作为资本主义空间不平衡发展趋势在城市范围内重要表达形式的居住空间问题的产生机制。

　　哈维在列斐伏尔的基础上将资本积累过程细分为三次循环，即生产普通商品的初次循环、生产建成环境的第二次循环、用于支持科学技术改革和必要社会支出的第三次循环;根据马克思的论述，他进一步细化出资本主义三次元危机理论，包括表现为生产失调的首次元危机、金融混乱的第二次元危机和空间失衡的第三次元危机。哈维把危机称为“无理性的合理化推动者”，当资本在初次循环中积累过度导致利润率下降，首次元危机的趋势推动过剩资本涌入第二次循环，寻求包括城市居住空间营建在内的投资机会。但私人资本对涉足规模大且周转时间长的固定资本投资常常“有心无力”，必须借助“资本市场、金融和政府机构”的调节，即依靠“信用体系将资本整合为整个阶级共同资本”的协调作用才能实现资本由初次循环向第二次循环的顺利转移。“信用体系内显然存在着抗拒生产失调倾向的足够力量”，资本可以借助金融的帮助完成循环间的转移以延缓危机爆发，即资本主义危机的“时间修复”。过剩资本转入第二次循环后，在增殖内在动力的驱使下不断从高成本、低利润向低成本、高利润的空间扩张，希望“通过空间扩张和空间重构暂时得以吸收”， 哈维称之为资本主义危机的“空间修复”。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城市居住空间是资本以时空修复手段暂时逃避和转移危机的契机和产品。然而，“信用体系内爆发相对独立于生产失调的投机危机”的潜在可能会扰乱土地使用和城市居住空间价格等信号，城市居住空间商品的“固定性”和“寻求过度积累空间解决方案的资本流动和地理上的运动需求”又呈现出相互矛盾，不管是时间修复还是空间修复，“都无法长期牵制资本主义体系中的矛盾”，甚至可能在拖延过程中将第二次元金融危机和第三次元空间危机附加到首次元生产危机上，导致最终爆发的必然危机程度更深且范围更广。资本主义生产的城市居住空间注定是“不稳定的矛盾场所和阶级斗争的所在”。

　　地租是时间修复和空间修复协同作用的关键，信用体系和空间过程在地租的整合下呈现城市居住空间的金融化发展。哈维以三维空间理论为参照，重构了马克思的地租理论使其适用于城市分析，即产生于相对空间的级差地租、产生于绝对空间与关系性绝对空间的绝对地租和垄断地租。哈维认为资本主义城市化过程通过人为创造的绝对空间产生的土地稀缺性导致绝对地租和垄断地租的组合，很难定性地分析租赁价格中包含的地租形式，因此提出一个新的范畴——“阶级—垄断地租”，由占有城市居住空间的供给者和消费者之间的阶级冲突决定。“阶级—垄断地租”实质是资本克服土地所有权“排外”的代价，是资本为使用土地向土地所有者转移的剩余价值，但在表面上与土地所有权的报酬无异，“土地所有权逐渐被看作一种金融资产”，吸引金融资本介入城市的居住空间。随着生产社会化的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从工业化阶段发展到金融化阶段，阶级—垄断地租渐渐取代级差地租成为城市地租的主要内容。城市化的发展创新出新的消费模式和社会需要，产生了“人类实践活动创造的绝对空间”，金融资本通过占有并再生产这种绝对空间获得阶级—垄断地租。“阶级—垄断地租”不仅协调资本的配置过程，而且还通过“转移”价值的分配过程，暂时地融合分割的土地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似乎取得了社会合理性; 但这种地租的实质是凭借空间垄断性获取其他地方生产的价值的经济形式，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货币权力和私有产权协同作用的产物。随着资本主义城市化的发展，城市居住空间的金融化不仅是一种结构趋势，也是时间修复的必然表现和空间修复的必要条件，但金融资本的垄断和投机性也会干扰城市居住空间的生产动态和交换秩序。哈维对巴尔的摩市城市居住空间市场的考察为此提供了经验上的支持:城市居住空间中呈现出“地理上显著不同的次级市场”，出现一系列以短缺和隔离为代表的城市居住空间问题，“阶级—垄断地租”一方面使金融资本占据并巩固霸权地位，一方面导致生产资本的利润率下降和贫困居民生活条件恶化。

　　“尽管马克思主义者在原则上同意阶级关系最为重要，但在一定条件下或时间内通过空间关系分析矛盾是十分必要的。”金融资本为持续积累不断再生产断裂的“岛屿式”社区，获取作为主要社会流动手段的教育程度和居住条件正相关，低收入族群及其后代往往缺乏突破社区等级的迁徙能力;后现代性的时空压缩表现逐步削弱空间障碍，却使人们更加渴望集体认同，流动能力较好的中上阶级希望和同等身份的人毗邻而居并拒绝跨阶级混居。于是，“蓝领工人社区中再生产出蓝领工人力量，白领工人社区中再生产出白领工人阶级”，城市的社会群体在空间中生产出居住差异，居住空间差异又使社会分层更加固化，阶级和居住空间的界限在城市中逐渐融合。资本运动不仅改变城市居住空间的形态，也影响着城市的社会结构。

　　自从资本主义城市化发展以来，从理论上对城市居住空间进行分析的主要是以上我们概述的三大流派。不同流派的发展不仅与各个学派所处的时代变化有关， 而且也与不同学者所处的地域相关。例如，芝加哥学派兴起于发达国家城市化进程的早期阶段，关注的是城市住宅供给约束下的消费者选择问题;而制度分析与马克思主义城市空间分析，则关注20世纪70年代发达国家城市内部资本和劳动之间、各个社会群体之间的冲突下的住宅供给问题。制度分析的两个分支恰与美国、英国城市住宅市场的不同社会结构和国家干预相对应。最大的差异在于非马克思主义的芝加哥学派与制度分析主要是运用了新古典经济学和韦伯的社会分层方法，马克思主义城市空间分析运用唯物史观来直面住宅市场的问题。具体说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芝加哥学派将城市居住空间视为具体地点和区位，将城市居住空间的变迁视为不断趋于均衡的生态过程，将居住空间的分布简化为个体理性选择问题。城市生态社会学从生物栖息聚集和人类在城市定居行为的相似性出发，将人类活动与城市居住空间物质形态变化联系起来。即使在其对特定地域的具体研究中，也不能回答为什么特定的群体会居住在城市的某一特定地域的问题。原因在于生态学方法将城市抽象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同时也切断了城市内住宅市场结构与城市空间分布与该城市所处的大的社会背景之间的联系，其根本缺陷在于将进化论应用在与其适用的自然界天差地别的人类社会之中。新古典经济学着眼于市场微观主体在预算约束下追求效用最大化行为的定居选址和城市居住空间形态的相互影响，在经验上应合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住宅市场中的现实状况，推断出地价与人口密度随着与市中心距离的增加而降低，与北美和欧洲国家现实情况具有一致性， 但是却不能对于它拟合出的结果进行解释。城市经济学理论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经验归纳。原因在于它将模型设定在一个独立于社会、只关乎个体约束与选择的理论真空之中，以静态分析方法来处理住宅市场中多种机构与主体的决策与相互影响，这样就切断了城市居住空间变迁和生产活动及社会关系之间的关联;新古典经济学方法，不关心绝对地租与垄断地租，不区分绝对空间与关系空间的概念， 经济过程被视作物的关系，生产活动被视作非社会的技术过程，忽略了阶级关系对于生产过程性质的潜在作用。

　　制度分析理论批判了新古典经济学均衡与个体同质假设，关注具有不同权力、不同动机的机构与利益群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对于土地使用与居住空间的影响， 着眼于城市居住空间资源分配过程中的冲突AG真人。区位冲突理论基于拥有不同偏好与策略的利益群体的权力与收益最大化，偏重于不同群体之间的斗争对于土地以及住宅市场构成所产生的影响，没有深入分析不同群体权力差异的结构性根源， 其理论或是对特定决策过程的描述，或是对不同措施的空泛对比。管理主义理论强调不同主体与机构对于不同类别的个体家庭施加的限制的影响，受韦伯社会分层理论的影响，它认为阶级可以出现在任何市场环节中，用社团主义的观点来分析国家与官僚体系，无法解答作为政府机构组成部分的城市管理者实现调解的方式，忽视了政府机构与资本之间的利益关系。在列斐伏尔较为抽象的空间生产理论的基础上，卡斯特、哈维发展的城市居住空间分析，阐明了微观主体的需求与偏好不仅具有历史特殊性，而且也受到社会与经济结构的影响，拒绝任何以给定需求与偏好、靠市场机制解决问题的方法。他们从资本主义社会的总体出发，对居住空间与城市问题进行了分析， 阐明了城市的生产、消费、交换与行政管理和资本积累过程以及剩余价值的实现与循环都是相互联系的。尽管存在着结构决定论的批评，过分关注资本积累过程对城市居住空间的作用，忽视了不同阶段不同国家在城市发展过程中的历史条件和人文环境的作用， 但是他们的理论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城市居住空间相结合的产物，因此，他们基于城市居住空间与资本总体之间的联系的分析，对于我国城市居住空间分析有着重要的启示: 第一，住宅不仅是一种商品，也是特定形式的资本获得价值增殖的来源，作为耐用消费品的住宅具有固定性，价格与消费者的收入相比比较贵，住宅作为商品需要以其他资本作为中介，才能实现其价值;第二，住宅是工人的一种必需品，是劳动力再生产的一个重要方面; 第三，住宅供给的方式与社会关系再生产是相互联系的; 第四，住宅生产和实现的矛盾中产生的社会冲突，是政府规划与干预的主要方面。返回搜狐，查看更多